MkGenie Polaris

文+编译/ Keen
原载于08年7月号《音乐时空》

过去四十年里，在每个周三的下午，克里夫·戴维斯（Clive Davis）都会和他的星探、会计、营销师、制作人和推广人会面，以检验他厂牌下推出的新唱片的最新状况。当消息不错时，所有聚集在他办公室里的人都会欢呼雀跃。“摇滚杂志的记者可能很难想象，”他告诉说，“所有这些人是在为流行音乐欢呼，这，也许正是你所不屑的音乐流派。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唱片都必须是《月之暗面》（Dark Side of the Moon）。”

这个说法，实际上，潜藏着克里夫的哲学：乐评人认为歌曲的畅销是因为它本身美丽；而克里夫却认为一首歌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畅销。

戴维斯是音乐业内的伟大幸存者。他曾经老过，现在又再度焕发青春。他从珍妮丝˙乔普林（Janis Joplin）开始，接着培养了惠特妮·休斯顿（Whitney Houston），现在扶起了艾莉西亚·凯斯（Alicia Keys）。他起家于黑白影像的时代，走过了迷幻和朋克的时代，最后即将在五彩缤纷中结束。在过去几年里，他有过一系列的成就，以至于可以与贝瑞·邦兹（Barry Bonds）晚期的成就相媲美——他为凯莉·安德伍德（Carrie Underwood）、宝贝芭什（Baby Bash）、凯莉·克拉克森（Kelly Clarkson）、亚瑟（Usher）、幻想曲（Fantasia）和艾迪·维德（Eddie Vedder）等人创造出了热门单曲。他为“美国偶像”节目的成功尽心尽力：担任过客座裁判，然后签下了优胜者。

“他绝对是一棵长青树，”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经纪人琼·蓝道（Jon Landau）如此评论道，“他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担任着唱片公司的总裁。他那时在巅峰，现在依然还在。四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在顶端，简直让人惊奇。我认为你不会再看见这种事情发生了。”这年春天，克里夫将给自己的履历表里添加新的荣耀：发行詹妮弗·哈德森（Jennifer Hudson）的新专辑——这个女孩，虽然在“美国偶像”的早先一轮里被淘汰，却因为她在《梦幻女郎》（Dreamgirls）里的非凡表现，赢得一座奥斯卡奖杯。此外，他还将发行英国流行歌手丽安娜·刘易斯（Leona Lewis）的作品，她是另外一个电视选秀节目“X-Factor”的优胜者。

J唱片，这个他在2000年创建的音乐公司，在今年的格莱美上也表现不俗，包括艾迪·维德、凯莉·安德伍德和幻想曲在内的多名旗下艺人都获得了提名和奖励。克里夫现在还在为惠特妮·休斯顿的新专辑工作，这是她六年来的第一张新专辑。看着克里夫，你禁不住会想：为什么他会继续？又是什么让他继续的？

妙手回春

“我想要你们听点东西，”去年夏末，克里夫在一个会议上说道，把一张CD递给了播放音乐的DJ。“这是来自我们正在做的一张艾瑞莎的唱片——对唱。”

克里夫坐在桌子的首席，就如同家长在主持全家会议，“我们想让克里斯蒂娜和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合唱一首歌。”

他说的是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 Aguilera）。让年轻的当红艺人和那些音乐传奇们合作，是戴维斯的专长。比如桑塔纳和罗伯·托马斯（Rob Thomas）合作的《平滑》（Smooth），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曲所在的专辑《超自然》（Supernatural）也一举卖出了1500万张。

“我们想在圣诞节的时候，这张专辑能在星巴克里卖。”他戴着一副彩色镜片的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神在左顾右盼。

音乐来了：先是艾瑞莎，然后是去世多年仍音容不去的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克里夫裂嘴笑起来，他的头有节拍地摇晃着，直到音乐结束。接着他又播放了两首歌——艾瑞莎和路瑟·范德鲁斯（Luther Vandross）；艾瑞莎和约翰·莱甄德（John Legend）。当歌曲播完后，一名在座的年轻人说：“棒呆了！”

接下来便是讨论：这张唱片能跨界吗？如果可以，怎么样才能做到？无论如何，这已经印证了克里夫的一个真正伟大之处：对老艺人的热忱奉献，尽管他们也许已经过气。一次
又一次地，克里夫要让他们起死回生。他对巴里·曼尼洛这样做过，在2006年发行了他的回归专辑《50年代的歌》；他对洛德·史都华这样做过，后者在2002年发行了《必须是你……伟大的美国音乐书》，并卖出500万张。这次，是为艾瑞莎。

桌边围着的人们都相信她这张专辑里最好的噱头就是与阿奎莱拉的那首合唱，但现在却没有录好。

“我们在等克里斯蒂娜，”克里夫说，“我们要是错过了圣诞节，就要失去星巴克。”

桌边的人，包括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查尔斯·戈德斯塔克（Charles Goldstuck），都告诉克里夫说，在这件事里，克里斯蒂娜比圣诞节重要。这话让克里夫很烦躁。他举起了手，让其他人都安静了下来。他有话要说，而且要轻轻地说，于是每个人都要把耳朵贴了过来。

“上世纪80年代，我出钱给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让他为艾瑞莎·弗兰克林的专辑绘制封面。之后，我决定要买下他的原画。我给沃霍尔打去电话，问要多少钱，沃霍尔说，’问得好，等我给你回话。’他终于拿着价钱回来了，大约是10万美元。我然后问他，已经支付给你的封面绘制费用是否可以从这个价钱中扣去。沃霍尔又说，‘问得好，等我给你回话。’”

克里夫暂停下来，环视了一周，接着道，“然后，安迪·沃霍尔就死了。”

房间里很安静，接着每个人都笑了。

“你能想象那幅画现在价值多少吗？”有人问。

当然，这就是个教训：别太贪婪。

你已有了艾瑞莎和约翰·莱甄德，有了艾瑞莎和辛纳屈。还要等待什么？谁知道在等待的时候，又可能发生什么？

他是对的。

平步青云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人工人家庭的克里夫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然而就在他才刚刚成为纽约大学的新生时，他的父母却先后在11个月内去世：母亲死于脑充血，父亲死于心脏病。就这样突然之间，他变成了孤儿。

残酷的生活并没有将他击倒。凭着奖学金，他完成了纽约大学的学业，又靠着另一份奖学金走进了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从一个犹太律师事务所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过人的才华，让哈维·西恩（Harvey Schein）把他挖走，这个契机，也让克里夫迎来了事业的起飞点。当时，哈维·西恩正处理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事务，而克里夫在接触到哥伦比亚后，便从此顺势开始向上爬。也许这，就是他的天性。

很快，他由一名普通律师变成了该公司音乐部的首席律师。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哥伦比亚唱片俱乐部的垄断案诉讼中，代表哥伦比亚公司进行辩护；克里夫通过这个官司，不仅学到了除合同以外的很多其它方面的知识，更赢得了当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老板哥达·里伯森（Goddard Lieberson）的赏识。

即将升迁的里伯森想要克里夫担当更多的责任。在他的提携下，克里夫将有望担任哥伦比亚音乐器材部的总裁。但是，这也意味着他要搬到美国西海岸去。

“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克里夫回忆道，“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第二天，克里夫做好拒绝的决定。他来到办公室，正准备告诉老板，里伯森却先把他叫了去，告诉说，那个职位已给了另外一个执行官。于是，他决定让克里夫担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总裁。

就这样，这个在音乐业内毫无经验的35岁哈佛律师，就此执掌了作为世界最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哥伦比亚。

“真的很好笑，”克里夫说，“因为这纯粹是运气。”

不过在他接手哥伦比亚之时，这个唱片公司还在冥顽不化地出版古典音乐和百老汇唱片。虽然旗下有几个如鲍伯·迪伦（Bob Dylan）、西蒙和加丰克（Simon & Garfunkel）这样的当代明星，但它却几乎错过了摇滚时代。而它的竞争对手，却藉着摇滚音乐的东风，日益强盛。其实，克里夫的工作也本不是来对现状做出改变，但直到他被另外一个小唱片公司的老板洛·阿德勒（Lou Adler）邀请去参加了1967年的蒙特雷流行音乐节后，他才一拍脑门，力排众议地走上了摇滚之路。

于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摇滚唱片公司，签下了包括卡洛斯·桑塔纳、芝加哥、平克·佛洛伊德、比利·乔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内的众多摇滚传奇。对唱片公司高管来说，此举已足以让他在摇滚名人堂里拥有一席之地。

丑闻改变的人生

1973年，律师乔纳森·戈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正追诉一起匪帮案件。这时，一名前哥伦比亚唱片的员工却被卷了进来。这个暗中的交易人之前就有着伪造签名、制作假发票的恶劣行径，并且在联邦调查局逮捕他之前，就已经被公司开除了。然而，他却在法庭上指控克里夫挪用公款，且在业内行贿。

消息很快传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老板亚瑟·泰勒（Arthur Taylor）的耳里，于是他决定对克里夫进行处置。在媒体故事的连篇渲染下，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克里夫，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自己的形象，被肆意地与贿赂、欺诈和匪帮纠缠到了一起。尽管后来针对他的大部分指控被撤消，但这，已足以让哥伦比亚决定将他开除出局。

克里夫并没有一蹶不振。早在1974年案件还没结束之时，克里夫就获邀担任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总裁。之后，他在公司旗下整合了另外几个唱片厂牌，组成了著名的阿瑞斯塔（Arista）音乐公司。1979年，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把阿瑞斯塔卖给了德国巨头贝塔斯曼（BMG）。由于克里夫拥有公司20%的股权，这个交易让他第一次真正的富有起来。他继续留任总裁，并把公司打造成了一股新的势力，随即签下了包括“感恩之死”（The Grateful Dead）、卢·里德（Lou Reed）、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安妮·勒诺克斯（Annie Lennox）等大牌明星。1983年，克里夫发掘了当时还默默无名的惠特妮·休斯顿，接着把她精心打造成了国际天后。

“克里夫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一直没有与时代脱节。而之所以他没有与时代脱节，是因为他思想开放。”桑塔纳这样描述道，“克里夫在投资神圣的时刻。如果我要画一张他的画像的话，那就将是一个有着大大心脏和大大耳朵的小孩子。”桑塔纳眼中的克里夫，似乎只关乎音乐。但实际上，克里夫是商场的巨人，是数字的奇人——他会追踪着每一首单曲的排行与销售数字。而且无论何时，他都能准确地告诉你排行榜的前二十名。

克里夫日益的成功，终于招致了排挤。2000年，他和总公司BMG闹起矛盾。董事会要强迫他退休，理由是他到了“退休的年龄”，“也不能把握现在的音乐方向”。

消息传出，立即引发了多名旗下艺人和业内人士的抗议，有些艺人甚至表示要跟他一起出走。但克里夫最终还是退了休。不过，不本分的他，这时却有了新的诉求：那就是创建一个自己的厂牌。于是，因强迫他退休而遭遇公关危机的BMG，同意以补偿的形式给他投资1.5亿美元，帮他建立J唱片，让他持有新公司50%的股权，同时，他还被允许从阿瑞斯塔带走了十名艺人。

而第一批和他新公司签约的艺人中，则包括后来成长为黑人新天后艾莉西亚·凯斯。

“我是通过朋友认识克里夫的，”艾莉西亚·凯斯说道，“而他，是第一个问我自己想要什么的唱片高管。其实许多业内人都不懂音乐。他们是商人、律师、投资者。他们不喜欢音乐。克里夫是最后的音乐热衷者之一，而且他的位置，可以影响未来。”

2003年，BMG重新把戴维斯·克里夫召回了怀抱，指任他为BMG北美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现在，他管理运营着J唱片、阿瑞斯塔、RCA和Jive唱片，照看着新一代艺人的事业生涯。这个老人，还远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在寻找下一个焦点。

从未改变

还是那个会议，克里夫凝神倾听着手下给他汇报的数据。他正关心着新艺人“飓风”克里斯的表现。这个说唱歌手的《A Bay Bay》是夏日里的一首畅销曲。但它的成功却并不容易。

业内正在起着结构性的变化，互联网是主因。在新的大环境下，人们希望能免费获取音乐。像克里夫·戴维斯这样的心存忧患的人，开始诉诸法律。当这个工业的产品拥有史上最多消费者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人愿意为此买单。在过去，一首《A Bay Bay》的畅销曲可以帮助专辑的销量卖至百万，但现在，这张唱片却仅仅只能卖了十万张。无可奈何之际，唱片公司只好去寻找另外的赚钱方式。像克里斯这样的艺人，最终大部分的收入将来自手机铃声——人们会花两美元把这首歌下到自己的手机上。“这一年结束时，我们有将近40%的收益来自互联网，”戈德斯塔克说，“明年，我估计将达到55%。总体的音乐消费是历史上的最高峰。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让人们为此付钱。”

“好吧，”克里夫说，环视了一下桌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克里斯那里拿到新歌？”

从某种程度说，唱片业又回到了原点。在摇滚音乐的早期岁月里，单曲比专辑更为重要。没有一首畅销曲，你什么都卖不出去。

这就是克里夫和凯莉·克拉克森公开争论的核心。这个女歌手，在2002年赢得了“美国偶像”的冠军，为克里夫录制了两张专辑《感激》（Thankful）和《逃脱》（Breakaway），且都卖出了几百万张。接下来，她信心百倍地想要做出一张完全自我的唱片。

克里夫说这是几乎每个艺人都共同享有的渴望；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他们不自己写歌的话，就没有人拿他们当真。对此，克里夫的回应是：“比莉·霍莉德、芭芭拉·史翠珊、法兰克·辛纳屈——这些人难道没有被认真对待么？”

克里夫听了她的录音，温和地告诉克拉克森说他不喜欢。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一首有打榜潜力的歌。“当有人想要写歌时，我总会说同样的话，”克里夫说，“你能写出比最好的歌还好的歌吗？如果可以，那就写；如果不行，那就别。就像一个演员，银幕上的成功也许会让他决定去做做导演，结果弄出了一堆垃圾，自己也表演得不好，还达不到事业开端时的水准。”

克拉克森对此猛烈回击克里夫。她据说对克里夫讲：“我明白你不喜欢这张专辑。你已经80岁了，你当然不可能喜欢我的专辑。”（克里夫实际上是75岁）结果，专辑《我的十二月》（My December）中没有一首有电台亲和力的歌曲。由于门票销售惨淡，克拉克森被迫取消了她的巡演，并炒掉了她的经纪人。她发表了一个声明：“与传媒描述相反的是，我很清楚克里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唱片人之一。他是迄今为止，我事业生涯里的最关键顾问和最重要力量。”

当此事被提起时，克里夫耸耸肩，说，“我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唱片里有没有打榜的歌曲，那才关键。任何和我说一样话的人，都是对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戈德斯塔克说，“从当年到现在，克里夫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从来没有改变。永远都是关于怎么样挖掘到一个合格的艺人。

“这个艺人能否成为一个明星？如果是这样，他或她的技能是否合格？如果没有，我们是否能找到合格的人？这从来都是首先需要满足的要求。流派变了。技术变了。但克里夫对创造性工作方面的原则却从来没有改变。”